（经济观察）中国经济一季度开局良好 下一步如何“走稳走好”？

道统和学统密切联系，相辅相成。

吴飞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接受，是出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目的，而进行工具化的接受，这种接受旨在更好地解释现代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学或经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数年后，崔氏病逝，校中遂无经学课目矣。这样的思路，接上了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的道路。但是，儒学如果不能超越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为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分裂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反而自我意识形态化，加入到思想分裂的局面之中，那么，儒学的存在几乎毫无意义。从《丧服》及此基础上的经学讨论，可以重新探索经学在现代之后的新意义。四   如何保守 《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特别可贵之处，还在于表现出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这种保守主义心态，对今天的儒学与经学研究尤其重要。

时讲其所著《春秋复始》一书，一切依《公羊传》及董仲舒《繁露》、何休《解诂》为依归。[3] 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干春松、陈壁生编：《经学与建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4、235页。大陆新儒家在阐扬孝道之时，需要明确表明，权力、社会和个人都要遵循孝及其扩展的伦理原则：权力必须克尽政治责任，社会需要尽成员相互扶助的责任，个人为此要尽血缘性责任。

两者的交叠作用，就是儒家供给社会政治秩序且不被社会政治秩序宥限的保障。大陆新儒家念兹在兹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汉武帝角色。现代政教分立制度存在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在传统的政教合一机制中寻求解决。由此浮上台面的儒学，宗旨不再是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增进爱国的热肠那种被动救世，而是积极主动谋划强大国家的制度机制与精神生活。

[注9]港台海外新儒学一直张扬思孟学派的进路，而李泽厚近期倡导举孟旗，行荀学，梁涛则主张统合孟荀。这里的责任不是信念责任，而是后果责任。

第二，便是大陆新儒家在应对中国现代变局，也就是应对中国更化问题的时候，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有效确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方案。这些自我评价之论，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另做检验。这是价值优先的人文进路，而不是事实前置的社会科学立场[注6]。大陆新儒家似乎不愿承认现代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于是，大陆新儒家并不能简单被称之为现代的儒家，它或是在现代的新儒家，或是在现代的传统儒家，或是非议现代或反对现代的新儒家。

郭嵩焘对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的赞赏不必赘述，倒是刘锡鸿本人到英后的变化让人惊异：刘去监督郭，但刘却被英国呈现出的三代之治打动了。大陆新儒家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更化阶段，因此，儒家似乎又一次获得了历史罕见的天人三策机会。如果在当下，儒家一定要表述一种回到的立场，那就一定得回到子学时代的儒学。在社会言论方面，他们反对现代主流观念的主张，所在多有。

对现代新儒家来讲，有利于开辟其理论与实践新局面的进路甚多，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愿不愿意在人文科学的价值坚守同时，采取务实的社会科学之事实认知的态度，去努力建构适应并且引导现代健全发展的儒家新理念与新方案。即便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孝的理念首先也不是政治伦理，而是家庭伦理。

大陆新儒家确信，自己已经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儒家现代发展路径，并且自信自己开辟了一条更为健全的政治道路。因此，平等尊重人，还是以蔑视部分人而拒绝平等尊重人，这对大陆新儒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

大陆新儒家怎么指责别人批评其成员的极端言论呢？既然大陆新儒家阵营中的成员，也就是内部的自己人讲得那么极端。可见，如何在现代处境中创造性转化传统，才是现代新儒家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注10]纬书之作，为时较晚。一来是因为他们的政教合一设计与现行的政教整合机制直接冲突，二来中国近代以来确立的政治理想显然是依宪治国的现代政制，而非法外作为的圣贤治国方略。只要儒家仍然愿意因应于现代变迁而建构现代儒学，那么儒学就必须克治自己的反现代冲动，顺应现代转变并尝试引导现代健康发展。再次，需要采取因应于现实的理论阐释进路。

强起来的中国，当然就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前列，综合的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都应该名列世界前茅。从现代科学社会角度看，孝是需要定义与解释的。

在政治儒学的两大理据中，政治义理的优胜是第一义谛，文化本位的贞定必须建立在政治义理的优胜上，故政治儒学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政治义理优胜上的普世主义。既然必须从儒家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那么准确界定儒家传统中有利于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资源，就成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工作。

分析地讲，忠与孝是两个领域的伦理理念。既然儒家传统思想可以开出现代资源，因此儒家可以不再依据西方典范，全幅进入儒家传统之中，便可以开发出纯粹属于儒家的现代资源。

此时出场的儒学，需要对儒学与现代变局的关联性进行两个追问。他强调指出，启蒙心态从18世纪以来，是人类文明史到现在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心态。[注5]大陆新儒家拒斥自由、法治理念的一般进路是将其视为西方价值，从而以地方性知识限定其普遍适用性。在现代中国，儒家必须成为重新激活中国思想的动力，并为建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观念资源。

其次，就是一定要因时而变。因此，大陆新儒家不仅没有克服他们认定的港台新儒家的缺点，相反额外增添了不少自己独有的现代转化障碍：他们将港台新儒学视为心性儒学，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界定为政治儒学，其实已经把内圣外王内在贯通的传统儒学肢解为二了，这让现代儒学成为缺乏德性传统支持的政治决断。

当代大陆新儒家，立意做董仲舒的不在少数，这从致力阐释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以及承续对策政治传统的学者尝试上可以看出来[注1]。脱离修身宗旨，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

这个领域的突破，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逐渐为人们熟络于心的儒商问题。一方面，这与中国的现代经验史是不相符合的。

大陆新儒家对现代社会的事实有些掉以轻心。如果只回到经学时代的儒学，那就腰斩了儒学历史，这是真儒与伪儒的一个重要界限。一旦展开相关辩论，这些言论就得接受阵营外人士的批评。[注7]大陆新儒家认为，忠孝相连，父子与君臣并立，一主于家而一主于国，此乃儒家‘亲亲与‘尊尊大义之所出。

无论一个现代的治国者多么天赋异禀，他真正能懂的东西其实很少。从传统视角看，孟子自谓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已经显露出教士治国的自负心理。

而应当首先直面现实，承诺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并将之作为自己思考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试图重建孝道，并将之作为人伦与政治重建的核心命题[注7]。

此时出场的大陆新儒家，重视前一转变明显胜于后一转型，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大陆新儒家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完全可以顺转而成一现代精神理念。